引题：曾担任第二届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华罗庚第一次使数学从书本走向生产实践，在应用数学的推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提语1：“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提语2：华罗庚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他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青年，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提语3：1985年2月2日，华罗庚去黄河游览区参观后的题词是：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志更坚。这正是他长期与命运斗争的决心表露。

有人说：“在中国，你可以不懂数学，但是你不可以不知道华罗庚这个人。”是啊，在中国，华罗庚的名字早已为广大民众特别是科技爱好者所熟悉，他写的课外读物曾是中学生们打开数学殿堂的“神奇钥匙”，他自学成才的故事则鼓舞了无数有志青年勇攀科学高峰。

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有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

华罗庚根据中国国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27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20年之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到处都留有他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的艰辛足迹。这位“人民的数学家”，为他钟爱的数学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汗水。

在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前夕，本刊记者专程来到位于国家大剧院西侧东文昌胡同4号的“中国医学基金会”，采访了华罗庚之子、中国医学基金会顾问华俊东。他深情地回忆起父亲孜孜以求、锐意进取、淡薄名利、培育后人的一件件往事。

回国把中国数学搞上去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华罗庚在美国当教授时，年薪高达两万美元（按当时购买力相当于现在币值的5倍），有小洋楼和汽车。但他常说：“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他一直希望“回国和苦兄弟们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回国时华罗庚才40岁，当时他已经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了，至少还有15年到20年时间可以做数学的开拓工作，成为更伟大的数学家。不少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你回国不后悔吗?”他回答：“我留下是容易的，在美国对我的妻子、儿女及我的工作都是重要的。那我留下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回国前他曾对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让数学这样落后呢?我们应该赶上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赶上去的。”

一名美国教授后来评论他：“华罗庚若能留在美国，本来可以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他回国对中国数学也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

悉心培育优秀数学人才　　    

华罗庚回国后，除继续过去的研究工作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培养年轻数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上。

1953年，华罗庚正式成立了数论组，他撰写了《数论导引》。后来又成立代数研究组，他与万哲先合写了《典型群》，其后又写了《多复变函数论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他让学生们听讲，协助他修改讲义，使学生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这时期的学生有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与潘承洞等。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在他亲自关心和过问下，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最终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绩。

华罗庚除直接领导三个组外，还热情支持成立拓扑学、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泛函分析与数理逻辑等研究室。特别在建立研究所初期，他就很重视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工作，数学所设有力学组与计算机研制组，他对各方面都给予尽可能的关怀。他支持他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回国工作，使熊老晚年还能为中国数学作贡献，培养了杨乐、张广厚等学生。

从1958年开始，华罗庚的工作进一步转向以培养青年数学人才为中心。他为科技大学学生撰写了《高等数学引论》数卷，为研究生撰写了《从单位圆谈起》。当年的一些研究生如钟家庆、孙继广、冯克勤、陆洪文、裴定一、那吉生、徐伟宣等，现已成为我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

华罗庚是我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他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1956年到1978年间，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为培养优秀数学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向群众普及应用数学方法

华罗庚是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

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主席回信，称赞他的想法“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这使华罗庚受到巨大鼓舞。

从1965年开始，华罗庚决心将工作重点放到普及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数学方法上。他选择了以改进工艺为主的“优选法”与改善组织管理的“统筹法”来普及数学方法。为了让普通工人能明白，他对这两个方法作了简化，以最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他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几乎避免了数学语言。特别是他身体力行，不顾劳累和年老多病的身体，在近20年的时间里，冒酷暑、顶严寒，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到过无数的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为群众教授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动摇过他为国民经济建设普及数学的决心。

后来，毛主席又一次给华罗庚复信说：“你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造反派”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这之后，华罗庚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

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

1979年5月，华罗庚在中国逐步开始对外开放以后，接到联邦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多所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有人问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了10个数学问题，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A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B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B大学讲偏微分方程……”“你为什么选择讲各个大学的强项呢？”他回答：“我坚持两条，第一是我觉得我在这个领域不比他们差，所以敢于讲他们的强项；第二是‘弄斧必到班门’，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在那段日子里，华罗庚到西欧多国作了7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我的哲学是尽量多做工作”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语言言简意赅，富于哲理，令人难忘。

华罗庚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他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青年，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取得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

谈到中国象棋，人们都熟知这样一句老话：“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而华罗庚却对此并不认同。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把这句话改了两个字又加了八个字，使语意全变：“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说，当你见到别人有缺点一定要说出来，当你发现自己有毛病一定要修正，这才是“真君子”、“大丈夫”。

1982年11月，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抢救过来之后，他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说：“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1984年8月25日，华罗庚在他写的《述怀》中有这样的自白：“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履，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1985年2月2日，华罗庚去黄河游览区参观后题词：“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志更坚。”这正是他长期与命运斗争的决心表露。华罗庚承受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与阻力，不断前进，这反而锻炼了他。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讲演。日本学者被他精彩的演说深深吸引，原定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当晚10时9分，医生宣布他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失败，与世长辞。华罗庚最终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华罗庚语录：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

▲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独创精神。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儿子眼中的华罗庚：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身教。父亲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百折不挠，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家逃难到昆明。那时父亲在英国留学，1938年，他放弃了留在英国教书的机会，回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治学条件非常艰苦，那时我凌晨两三点醒来，经常看到父亲在小豆油灯下写东西，他最早成名的一本书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父亲一生刻苦治学，淡薄名利，这一点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也很大。曾有个外国人对父亲说：“你一定很有钱。”父亲回答说：“我是很有钱，但不在我口袋里，在国家的口袋里。”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勤勤恳恳工作，不计较名利。

父亲表面上不大管我们，但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求我们自己动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有一次我有一道题不会做去问他，我想他一定会告诉我怎么做。没想到他说，“这么容易的题你都不自己去想”，把我挡了回来。我就自己去钻研，最后把题解出来了。以后遇到难题，我就自己去琢磨，这对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好处。

父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总结了很多学习方法教青少年学习数学。他知道数学非常有用，是重要的基础科学，所以他在培养青少年学数学的兴趣、如何学习数学等方面，花了相当大的功夫。

在我们子女们的印象里，父亲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之外，他平时也喜欢听京剧，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国学功底深厚，尤其对历史感兴趣，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是我们家的邻居，范老曾对别人说：“我最喜欢和华罗庚谈论历史。”

华罗庚小传：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

华罗庚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华罗庚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

1946年3月，华罗庚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偕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著述颇丰。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经济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